学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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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少安教授:我的研究缘何起步于农经

发布时间:2017-07-10  作者:  浏览:78次

  我的研究缘何起步于农经

——南京审计大学、山东大学 黄少安教授

 

尊敬的尹部长、柯校长和农经学会的其他学科领导,年龄稍微长一点的农经学者和青年学者大家好。来参加这个会议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我看了一下农经学者绝大多数来自于农业大学的农经学院,除了中国人民大学以外,大部分都是农业大学。我非常遗憾没有更早、更多的参加农业经济学会的学术活动,这是我自己的不足,我今天多参加、多向大家学习,希望大家能够接纳我。

    朱信凯让我做一个发言,让我报一个题目,主题是跟青年学者沟通怎么做研究工作,针对这个题目,我就讲一下我的研究工作是怎么从农业经济或者农村经济开始的。可能在座的青年学者不知道分不清小麦和韭菜也可以研究农业经济,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不一样,为什么一开始我的经济学研究从农业和农村开始,因为我是农民。有朋友跟我说他初中毕业15岁下乡了,在农村长大,我说我6岁就下乡了,我母亲1968年下乡到农村,我1969年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所以说我是60后,60后是一个婴儿潮,现在慢慢到老龄潮,所以人口红利是60后,老龄潮也是60后。

    我对农村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土地、粮食、人口,这是根本问题。但是我不是具体研究土地基础,也不是具体研究农业管理,我是围绕土地、粮食、人口研究它的制度和有关的经济评估。所以其实很多关于制度和产权的问题是关于土地、农村的。现在我们国家的文件多,法律说三权分治,80年代初的时候,我家是湖南,我们那里承包土地,在那一片主要是山地,就入股,当时股份合作式,那我们再思考几个问题,股权是所有权在股份制条件下的一个特殊形态,承包地没有所有权怎么去补股权呢,我们给他一个解释,实际上就这么做了,很普遍。80年代初在我们那个地方湖南邵阳、怀化就这么做了,我们是实际考察的,现在是合理的,理论要给一个解释,当时想怎么解释。到后来我一直想这个问题,当时提出农民承包权不仅仅是经营权,它可能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的制度环境或具体的土地所要求的特殊的制度创新,所以我当时造了股权的准土地股权这样一概念,是介于所有权和经营之间的东西,在《经济学研究》发布了,并获了奖。所以我一直不赞同一些学者将中国的土地宣布私有化,所以如果跟年轻学者有沟通的话,我们不要看起来好像很符合经济学的市场理论逻辑基础,私有制市场经济未必是好的,还有更高层次的经济学科学的增值,科学的价值。

    市场是什么样的职责?是一个妥协均衡的职责,如果没有妥协就没有均衡,也就没有市场,我想到中国的土地制度,这个报告我们杨小凯先生、陈志武先生、文贯中先生都是经济学高水平学者,他们不主张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怎么办啊,理论、逻辑都不成立啊。还有经济学更高的追求是追求和谐和均衡,在选择土地私有化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你想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的很清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就是公有制,当然土地有经营、有流转,我们《物权法》、《承包法》都写清了,承包权现在又跟经营权分开了,又可以流转,可以抵押,不影响这个情况,原来有农业税,现在什么都是自己的了,你说农业现在土地承包权跟土地所有权有多大差别,其实必须没有差别,就只剩下法律规定了。那每天逼着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宪法改了一定改土地私有制,这个东西就经济学中级学好了,最高级的经济学价值没有学好,改了土地就有更好的保护了?所以我们要举一个例子,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比如说家庭承包制,70年代末80年代初,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整天在讨论土地搞承包,说好不好,我说好,当时为什么说好,没承包之前吃不饱粮食不够,一承包以后第二年就吃饱了,还是那些地,还是那些劳动力,从技术的意义上来说已经是下降了,刚搞加工承包很多集体农场一些设备不用了,可是农业产量大幅度的提高,所以这是我们自主经济学,刚开始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后来又学西方的制度和基础的关系,制度决定生产,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对,不科学,不是现代经济学,制度和关系比较相近,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只是两个话语体系而已。不能说喊妈妈就是妈妈,喊娘就不是妈妈了,一回事儿嘛。

    所以,我为什么从农业经济开始,因为我经历过那些事,所以我们和现在很多青年学者不一样,你们是先学模型学原理,从文献中找问题,这也是一个研究的起点,这是从逻辑推理角度是对的,我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包括现在中国一些具体的问题,包括现在计划生育,我一直反对,人太多了那么点地要养活那么多人,我不知道蔡昉先生的结论是怎么出来的,人口基数那么大,只有30%的人生孩子,那是不对的。前两年我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看了一遍,觉得就是伟大,1776年出版那个时候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停滞,那是中国的乾隆时代,那是盛世啊,他说为什么停滞呢?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口太多了,超过土地承载率了,第二产权制度不好,法律制度不好,不保护产权,保护产权不一视同仁,只保护大官,不保护普通中级收入老百姓的产权。我查了一下果然从乾隆开始,乾隆时代虽然是高位,但是从此以后国民GDP基本不增加,波动幅度很小,后来一直下滑了。我想到人口问题,我们这块土地到底能承载多少人口,在座的60年代、50年代出生的同志,大家想象毛泽东主席六、七十年代做了什么事,知识青年下放,上山下乡,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真实的是城里的人太多了,养不活那么多人,但其实农村也养不活那么多人,所以知识青年在农村很苦。现在问卷调查,问80后,很多人不愿意生,只有那些70后,30-40多岁,反而怀上了孩子,问卷调查和决策不是一回事,中国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在座的尹部长、信凯都是农业专家,所以首先是土地的问题,粮食和食物能生产多少,可以养多少人,生产的谷物粮食,不仅仅用来吃,还要干别的,所以我们的人口压力特别大,所以我说的意思是我们研究问题要踏踏实实的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据我所知,尹部长经常去做实地调查,本来我6月18号要请他去参加一个庆典的,结果他要去做调查,那就没办法了。还有一个是现在年轻的学者,你们的优势非常明显,我们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哪有你们现在厉害,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经验,有一些东西跟智商没有关系,跟能力没有关系,跟你吃多少饭喝多少水吃多少盐有关系,到一定年龄了你自然就知道了。但是我还是建议研究问题一要脚踏实地,从逻辑推理找问题是对的,但不要忽视另外一方面,你要想研究农业的话最好是要分清麦子和韭菜,再一个不要迎合西方一些学者胡乱下的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认为中国搞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中国有些学者就迎合它的判断去做,还有一些国外的学者因为中国现在GDP增强的动力,消费已经不是那样了,已经对GDP的贡献超过65%了,西方的学者就认为中国的消费对GDP的贡献远远比现在公布的高,我们中国就有甚至很著名学者去迎合,果然证明结论就超过65%了,我说怎么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了,外国认为中国消费高,就找数据证明他是对的,中国绝大多数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那投资拉动GDP增长是必然的,一个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形式化的国家消费GDP贡献率怎么会超过65%,不可能的事,你找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数据,一个发达国家的标志消费在GDP贡献率超过65%甚至更高,因为投资已经基本完成了,只是改善性、维护性的投资。再一个GDP的增长率,一个正常状态下不会超过一般的3.5波动,因为没有投资性消费,所以你那个数据有问题。再举一个例子,西方国家根据中国60年代初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造成的重大错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很多人,有些人说两千万、有人说三千万,五千万、六千万、七千万都有,所以西方学者说中国计划体制害死人。一句话,确实是个大错误害死人,但在我们南方,把人饿死不是一件容易事,不要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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